当下全球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继续发展的国际制约性因素呈加大态势，大国博弈使发展环境的不确定性增强，而且全球经济增长减速，国内经营主体预期不稳。面对这种新的形势和压力，尤其是全球格局演变，需要以适当的政策来引导市场预期。
全球经济增长放缓与经济运行不确定性增强
当下，全球经济增长放缓、面临滞胀，各类金融风险指数、政治风险指数、社会风险指数都达到历史新高。世界经济增速下滑的幅度和节奏是接下来金融市场调整的决定性因素。要准确把握好当前全球经济低迷的客观实际。就国内经济而言，今年的开局良好但景气回落，8月份在一系列扩大内需、提振信心、防范风险的政策举措作用下，工业和服务业生产加快。尽管稳住了经济大盘，实现了筑底企稳，但从统计数据看经济恢复并不牢靠，针对周期性下行、结构性问题、外部冲击影响及执行层面存在的“一刀切”问题，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但预期修复、政策见效及新兴产业壮大等需要时间。下一步应致力于改革、开放、创新发展，让经营主体更有信心，实现高水平制度型开放，让操作手段可执行，真正的关键是在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双向互动中实现中国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经济发展阶段演变与经营主体的适应性调整
我国经济发展的要素条件、组合方式、配置效率已经发生改变。宏观治理上，根据发展阶段与外部环境的演变，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在未来规划上，发布《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强调“坚定实施内需战略、培育完整内需体系”，改善分配格局，大幅降低个人所得税等；在国际循环上，以高水平开放反制逆全球化、以改善营商环境反制“撤资论”、以超大市场的吸引力反制“脱钩论”；在组织领导上，组建中央科技委员会。从经营主体角度也需要进行适应性调整，企业需要顺应阶段演变进行适应性调整——包括理念、观念、知识、人力资本、代际接续等，通过创新形成竞争优势，构筑新的微观基础。
坚持改革创新完善治理体系推进高质量发展
以创新思维重构未来增长新动力，需要高度关注“如何处理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尤其是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的关系”等问题。随着我国发展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微观经济基础、社会心理基础、就业形态、国际环境和舆论环境等都发生相应转变。宏观经济治理的基础条件演变，有必要深入研究宏观治理制度框架与治理的有效性问题。为此要创新管控模式，完善宏观治理。对于地方政府和企业家来说，要有全局意识和风险意识，拿捏和驾驭好经济运行的节奏，及时了解国家战略与政策意图，进而正确理解保持战略定力、积极应对变局、开拓新局。
（作者为高质量发展评价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南京大学商学院教授、经济增长研究院院长）